任何时候都要研判时势而非追求仁义

任何时候都要研判时势而非追求仁义

发布:2023年 10月 30日分类:毛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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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。荀卿者,赵人,名况,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。王曰:“请问兵要。”临武君对曰:“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观敌之变动,后之发,先之至,此用兵之要术也。”荀卿曰:“不然。臣所闻古之道,凡用兵攻战之本,在乎一民。弓矢不调,则羿不能以中;六马不和,则造父不能以致远;士民不亲附,则汤、武不能以必胜也。故善附民者,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”临武君曰:“不然。兵之所贵者势利也,所行者变诈也。善用兵者感忽悠暗,莫知所从出;孙、吴用之,无敌于天下,岂必待附民哉!”荀卿曰:“不然。臣之所道,仁人之兵,王者之志也。君之所贵,权谋势利也。仁人之兵,不可诈也。彼可诈者,怠慢者也,露袒者也,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。故以桀诈桀,犹巧拙有幸焉。以桀诈尧,譬之以卵投石,以指桡沸,若赴水火,入焉焦没耳。故仁人之兵,上下一心,三军同力;臣之于君也,下之于上也,若子之事父,弟之事兄,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。诈而袭之,与先惊而后击之,一也。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,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,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,必将聪明警戒,和傅而一。故仁人之兵,聚则成卒,散则成列,延则若莫邪之长刃,婴之者断;兑则若莫邪之利锋,当之者溃;圜居而方止,则若盘石然,触之者角摧而退耳。且夫暴国之君,将谁与至哉?彼其所与至者,必其民也。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,其好我芬若椒兰;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,若仇雠;人之情,虽桀、跖,岂有肯为其所恶,贼其所好者哉!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。彼必将来告,夫又何可诈也!笔仁人用,国日明,诸侯先顺者安,后顺者危,敌之者削,反之者亡。《诗》曰:‘武王载发,有虔秉钺,如火烈烈,则莫我敢遏,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孝成王、临武君曰:“善。请问王者之兵,设何道,何行而可?”荀卿曰:“凡君贤者其国治,君不能者其国乱;隆礼贵义者其国治,简礼贱义者其国乱。治者强,乱者弱,是强弱之本也。上足则下可用也;上不足则下不可用也。下可用则强,下不可用则弱,是强弱之常也。齐人隆技击,其技也,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,无本赏矣。是事小敌毳,则偷可用也;事大敌坚,则涣焉离耳;若飞鸟然,倾侧反覆无日,是亡国之兵也,兵莫弱是矣,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。魏氏之武卒,以度取之;衣三属之甲,操十二石之弩,负矢五十个,置戈其上,冠胄带剑,赢三日之粮,日中而趋百里;中试则复其户,利其田宅。是其气力数年而衰,而复利未可夺也,改造则不易周也,是故地虽大,其税必寡,是危国之兵也。秦人,其生民也狭隘,其使民也酷烈,劫之以势,隐之以厄,忸之以庆赏,鳅之以刑罚,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,非斗无由也。使以功赏相长,五甲首而隶五家,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。故四世有胜,非幸也,数也。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,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,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、文之节制,桓、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、武之仁义,有遇之者,若以焦熬投石焉。兼是数国者,皆干赏蹈利之兵也,佣徒鬻卖之道也;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。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,则作而兼殆之耳。故招延募选,隆势诈,上功利,是渐之也。礼义教化,是齐之也。故以诈遇诈,犹有巧拙焉;以诈遇齐,譬之犹以锥刀堕泰山也。故汤、武之诛桀、纣也,拱挹指麾,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,诛桀、纣若诛独夫。故《泰誓》曰:‘独夫纣,’此之谓也。故兵大齐则制天下,小齐则治邻敌。若夫招延募选,隆势诈,上功利之兵,则胜不胜无常,代翕代张,代存代亡,相为雌雄耳。夫是谓之盗兵,君子不由也。”

孝成王、临武君曰:“善。请问为将。”荀卿曰:“知莫大于弃疑,行莫大于无过,事莫大于无悔;事至无悔而止矣,不可必也。故制号政令,欲严以威;庆赏刑罚,欲必以信;处舍收藏,欲周以固;徙举进退,欲安以重,欲疾以速;窥敌观变,欲潜以深,欲伍以参;遇敌决战,必行吾所明,无行吾所疑;夫是之谓六术。无欲将而恶废,无怠胜而忘败,无威内而轻外,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,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,夫是之谓五权。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: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,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,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,夫是之谓三至。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,三军既定,百官得序,群物皆正,则主不能喜,敌不能怒,夫是之谓至臣。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,慎终如始,始终如一,夫是之谓大吉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,其败也必在慢之。故敬胜怠则吉,怠胜敬则灭;计胜欲则从,欲胜计则凶。战如守,行如战,有功如幸。敬谋无旷,敬事无旷,敬吏无旷,敬众无旷,敬敌无旷,夫是之谓五无旷。慎行此六术、五权、三至,而处之以恭敬、无旷,夫是之谓天下之将,则通于神明矣。”

临武君曰:“善。请问王者之军制。”荀卿曰:“将死鼓,御死辔,百吏死职,士大夫死行列。闻鼓声而进,闻金声而退。顺命为上,有功次之。令不进而进,犹令不退而退也,其罪惟均。不杀老弱,不猎禾稼,服者不禽,格者不赦,奔命者不获。凡诛,非诛其百姓也,诛其乱百姓者也。百姓有捍其贼,则是亦贼也。以其顺刃者生,刃者死,奔命者贡。微子开封于宋,曹触龙断于军,商之服民,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,故近者歌讴而乐之,远者竭蹶而趋之,无幽闲辟陋之国,莫不趋使而安乐之,四海之内若一家,通达之属莫不从服,夫是之谓人师。《诗》曰:‘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王者有诛而无战,城守不攻,兵格不击,敌上下相喜则庆之,不屠城,不潜军,不留众,师不越时,故乱者乐其政,不安其上,欲其至也。”临武君曰:“善。”

陈嚣问荀卿曰:“先生议兵,常以仁义为本,仁者爱人,义者循理,然则又何以兵为?凡所为有兵者,为争夺也。”荀卿曰:“非汝所知也。彼仁者爱人,爱人,故恶人之害之也;义者循理,循理,故恶人之乱之也。彼兵者,所以禁暴除害也,非争夺也。”

【金句】故善附民者,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知莫大于弃疑,行莫大于无过,事莫大于无悔;事至无悔而止矣,不可必也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,其败也必在慢之。

【译文】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。荀卿是赵国人,名况,曾经与临武君在赵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。孝成王说:“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?”临武君回答道:“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,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,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方略。”荀况说:“不是这样。我听说的古人用兵原理是,征调军队、组织战争的根本,就在于统一指挥、步调一致。如果弓与箭不协调,即便最善于射击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;如果六匹马动作不一致,即便最善于驾驶的造父也无法把马车赶往远方;如果百姓与国君关系不亲和,即便是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圣人也未必有胜利的把握。所以说,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,才是善于用兵的人,因此用兵的要领在于赢得百姓的支持。”临武君说:“并非如此。用兵最重视的就是形势有利,而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。善于用兵的人,行事疾速、隐蔽,甚至没有人预测到他会从哪里出动。孙武、吴起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术,天下无敌,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!”荀况说:“不对。我所说的,是仁人的用兵之道,以及有志统治天下的帝王胸怀,而您所看重的是权术、谋略、形势、利害。有仁德的人指挥军队,绝不会使用欺诈的手段。一旦施用欺骗手段的,必定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、疲惫衰弱的军队,以及君与臣、上级与下属离心离德的军队。因此,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,还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。而用夏桀的骗计对付尧,就如同拿鸡蛋掷石头,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,又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,不是被烧焦,便是被淹死。所以说仁德之人指挥的军队,上下一条心,三军同出力;不管是臣子对国君,还是下属对上级,犹如儿子侍奉父亲,弟弟侍奉哥哥,又如用手臂保护头颅、眼睛、胸膛和腹部。这样的军队,即便使用欺诈的手段袭击它,与提前惊动再攻击注定是一回事。况且,仁德的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会遍布百里,若统治百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就能延伸千里,若统治千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更会遍及天下,这样就会使他耳聪目明、机警戒备,和众如一。因此,仁德之人指挥的军队,集结起来就是一支支百人的精锐部队,分散开时就会战阵行列;先头部门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,只要碰上就会被斩断;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,遇到的即被瓦解;安营扎寨的时候稳如磐石,但凡攻击他,触角就会折而退却。再说,那些暴虐国家的君主,所依靠的是什么?只能是他的百姓,如果他赢得百姓的喜爱,就是像喜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喜爱他,像喜欢芬芳的椒兰一样喜欢他;反之,只要想起他的君主,就好像畏惧遭受烧灼黥刑、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。人之常情,即便是夏桀、盗跖,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而残害所喜爱的人!犹如让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如此,百姓一定会前来禀告君主,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!所以,由仁德之人治理国家,国家必将日益强盛,那些先来归顺的诸侯国就会则得到安定,后来依附的则会遭到惩罚;那些相对抗的一定会被削弱,而那些反叛的则最终会遭到灭亡。《诗经》所谓‘商汤竖起大旗,诚敬地握着斧钺,势如熊熊烈火,谁敢把我阻拦?’正是说的这种情况。”

对此,孝成王、临武君说:“对啊!那么请问君王指挥军队应建立什么教令、如何行动才好呢?”荀况答道:“总的说来,君王贤明的,国家就太平;君王无能的,国家就混乱;推崇礼教、尊重仁义的,国家就治理得好,荒废礼教、鄙视仁义的,国家就动荡不安。秩序井然的国家就会日益强大,纲纪紊乱的国家则会日渐衰弱,这就是国家强弱的本源。只有君王的言行足以让人敬慕,百姓才可接受驱使,一旦君王的言行不能被人景仰,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。百姓可供驱使的,国家就强大;百姓不服调遣的,国家就会衰弱,这则是国家强弱的常理。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技巧技击,施展技击之术,斩获一颗人头的,由官方赐给八两金换回,而不是只要有功就享受同等的赏赐。这样的军队,遇到弱小的敌人或许还能凑合应付;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,就会涣然离散,如同天上的飞鸟,漫天穿行,无拘无束,往返无常。这样的亡国之军,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,甚至与雇佣一群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。魏国曾按照标准选拔武勇的士兵,择取时让兵士披挂上全副铠甲,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,身背五十支利箭,手持戈,头戴盔,腰佩剑,携带三天的食粮,每日急行军一百里,只有达到这样标准的,才能成为武勇之卒,进而可以免除徭役,并分配较好的田地和住宅。但是,这些士兵的气力,在短短几年就会衰退,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则无法再行剥夺,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,所以魏国的疆土虽然广大,税收反倒吃紧。这样的军队,就是危害国家的军队。秦国百姓生计困窘,国家刑罚非常严酷,君王借此威势胁迫百姓出战,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,战胜了就给以奖赏,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,而战败了便处以刑罚,使他们为此受到箝制,这样百姓要想从国家获得好处,除了与敌拼杀外,没有别的出路。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,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人头,即可以管理家乡的五户人家,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强大稳固的根本原因。所以,秦国实现了继续四代而不衰退的奇迹,并非侥幸,而是必然。所以,齐国那支善于攻击技术的军队,无法抵抗魏国挑选勇武士兵的军队,魏国挑选勇武士兵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;而秦国那支精锐进取的军队士兵,终究难以抵挡齐桓公、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;齐桓公、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士兵,又难以抵挡商汤、周武王的仁义军队,一旦遇上,势必像用薄脆的东西去击打石头,一旦碰触就会立即破碎。何况,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、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,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,对国君毫无敬爱,不愿为国君拼死效力,大都安于制度约束,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操。诸侯列国中,如果有哪一个能精尽仁义之道,便可发起战争兼并那些国家,使它们陷入危急的境地。所以,那些国家招募或选拔士兵,推重威势和变诈,崇尚论功行赏,甚至渐渐染成了习俗。但是,只有尊奉礼义教化,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,精诚团结。所以说,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,或许还有巧拙之别;如果使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,就如同拿着小刀去毁坏泰山。所以商汤、周武王诛灭夏桀、商纣王时,从容指挥军队,强暴的国家反倒无不臣服,甘受驱使,诛杀夏桀、商纣王,就像诛杀众叛亲离的人一样。《尚书·泰誓》中所说的‘独夫纣’,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军队齐心协力、众志成城,就能够掌握天下;军队只要团结合作,就能抵御攻打的敌国。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,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,则或胜或败,变化无常;有时收缩,有时扩张,有时生存,有时灭亡,强弱不定。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,而君子是不会这样管理军队的。”

随后,孝成王、临武君再次称赞说:“对啊!那么,请问还有哪些做将领的道理?”荀况说:“谋虑最关键的,是抛弃成败不明的谋划;行动最重要的,是不产生过失;做事最关键的,是不后悔;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,不必一定追求尽善尽美。所以,制定号令法规要严厉、威重;赏功罚过要坚决执行、遵守信义;管理营垒、辎重要周密、严固;征调军队、发动战争、趁势前进、有序后退,要谨慎稳重,快速敏捷;探测敌情、观察敌人的变化,要行动机密,尽量混入敌方的将士里面;与敌军遭遇,进行决战,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,不打无把握的仗,这些称‘六术’。不要为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,而轻易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,甚至刻意迁就迎合君王的主张;不要因急于胜利而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;不要对内威慑,而对外轻敌;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忌它的害处;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,而使用钱财要慷慨宽裕。这些称为‘五权’。此外,将领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: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派他率军进入绝境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派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派他率军欺凌百姓。这些称为‘三至’。将领接受君主命令后,就要立即调动三军,三军各自到位,百官井然有序,各项事务均安排停当、纳入正轨,此时即便君主给予奖励,也不能让人喜悦,敌人故意激将,也不能让人愤怒。这样的将领,就是最善于治军的将领。行事前必须首先深思熟虑,步步慎重,而且自始至终地谨慎如一,这就叫‘大吉’。总之,各项事业,如果获得成功,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;如果造成失败,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。因此,严肃胜过懈怠,便能取得胜利,懈怠胜过严肃,便将自取灭亡;谋划胜过欲望,就事事顺利,欲望胜过谋划,就会遭遇不幸。作战如同守备一样,行动如同作战一样,获得成功则看作是侥幸取得。严肃制订谋略,不可废止;严肃处理事务,不可废止;严肃对待下属,不可废止;严肃对待兵众,不可废止;严肃对待敌人,不可废止,这些称为‘五不废’。谨慎地奉行‘六术’、‘五权’、‘三至’,恪守严肃不废止的原则,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人能战胜的将领,便是可以上通神明的将领。”

这时候,临武君追问说:“有道理。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?”荀况说:“将领建立挥旗击鼓的信号来命令三军,至死也不会弃鼓奔逃;御手驾战车,至死也不放松缰绳;百官恪守职责,至死也不离开岗位;大夫尽心效力,死于战阵行列。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,听到钲声即后退,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,建功还在其次。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,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而后退一样,罪过是相等的。不残杀老弱,不践踏庄稼,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,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,不俘获跑来归顺的人。该诛杀时,诛杀的不是百姓,而是祸害百姓的人。但百姓如果有人保护敌人,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。所以,不战而退的人获得生存,相拒顽抗的人必定死亡,跑来归顺的人则被献给统帅。微子启因多次规劝商纣王,后来归顺周王而受封为宋国国君,专门谄谀纣王的曹触龙被处以军中重刑,归附于周天子的商朝人待遇与周朝百姓没有区别,所以近处的人唱着歌欢乐地颂扬周天子,远方的人跌跌撞撞前来投奔周天子。此外,不论是多么边远荒僻鄙陋的国家,周天子也会派人前去女巡视,让百姓安居乐业,从而四海之内如同一家,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,没有不服从、归顺的。这样的君王就叫作‘人师’,即为人表率的人。《诗经》说:‘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’就是指的这个。圣明君王的军队施行惩处而不挑起战争,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,与敌对阵作战而不先行出击,敌人上上下下喜悦欢欣就庆贺,并且不洗劫屠戮敌方的城镇,不偷袭无防备的敌人,不使将士们长久地滞留在外,军队出动作战不超越计划的时间,只要这样,即便混乱国家的百姓也喜欢这种施政方式,而不安心遭受自己国君的统治,希望这种君王的军队到来。”临武君说:“你说的不错!”

陈嚣问荀况说:“您议论用兵之道,总是以仁义为根本,而仁者爱人,义者遵循情理,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?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、攻伐啊!”荀况说:“并非像你所理解的那样!所谓仁者爱人,正因为爱人,所以才憎恶害人的人;义者遵循情理,正因为循理,所以才憎恶反叛、作乱的人。因此,用兵的最高目的在于禁暴除害,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。”

【解读】荀子或者荀况,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大师,也是李斯和韩非的老师,为什么儒家大师会有两个法家学生?并不矛盾,荀子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,他的知识兼容并包,在很多方面都有极高的理论水平,比如用兵思想和用兵之道。

一、荀子对战争的基本看法:用兵目的在于禁暴除害,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。有人曾经问过荀子:“您议论用兵之道,总是以仁义为根本,而仁者爱人,义者遵循规律、法则,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呢?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、攻伐呀。”荀况说:“并非像你所理解的这样。所谓仁者爱人,正因为爱人,才憎恶害人的人;义者则遵循规律、法则,正因为循理,才憎恶反叛、作乱的人。所以用兵的目的在于禁暴除害,而不是为了争夺、攻伐。”我们可以看出,提出性恶论的荀子不是个迂腐的腐儒,他认为用兵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,保证规律、法则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,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改善。通过什么手段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最终达成的结果或者所造成的影响。如推行“尊王攘夷”的齐桓公,对于威胁周天子的戎夷就进行了征伐,但这种征伐的目的不是为了抢地盘、争私利,而是为了保证周天子的威仪和安全,这就是荀子所称道的仁义之军了。名正言顺、行义兵伐无道,凡事一定要站在道理上才行。

二、荀子对军队的基本认识: 国家政治修明,而后才会有国家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军队。对于用兵的要旨,荀子也有自己独到看法,因为是赵国人,曾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。孝成王赵丹问:“ 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?”临武君回答:“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,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,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方略。”荀况说:“不是这样。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是,用兵攻战的根本,在于统一百姓。弓与箭不协调,就算是善于射箭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;六匹马不协力一致,就算是善于驾驶马车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到远方;兵士和百姓不和睦如鱼水,即使商汤、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。因此,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,才是善于用兵的人。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。”临武君说:“并非如此。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式要有利,行动要讲究诡计多变。善于用兵的人,行事疾速、隐蔽,没有人会想到他从哪里出动。孙武、吴起采用这种战术,因此天下无敌,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呀!”荀况说:“不对,我所说的,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。你所看重的是权术、谋略、形势、利害。而仁人用的兵,是不能被欺诈的。能够使用欺骗之术对付的,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、疲惫衰弱的军队,以及君与臣、上级和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。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,还有弄巧成拙或弄拙失败的可能。而用夏桀的诈术去对付尧,就如同拿着鸡蛋去碰石头,把手指伸到沸水里搅动,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,不是被烧焦,便是被淹死。因此仁人的军队,上下一条心,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,下属对上级,犹如儿子侍奉父亲,弟弟侍奉哥哥,犹如用手臂去保护头颅、眼睛、胸膛和腹部。这样的军队,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,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,是一回事。况且,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将遍及百里,若是统治百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便将遍及千里,若是统治着千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,这样,他必定耳聪目明、机警而有戒备,和众如一。因此仁人的军队,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部队,分散开时便可以各自为战;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,碰上的就会被斩断;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,遇到即被瓦解;安营扎寨稳如磐石,顶撞它的,就会遭遇挫折而退却。再说那些暴虐国家的君主,他们早就已经众叛亲离,百姓见到他无不咬牙切齿,因此就算君主有诈术也一定会被告发而不能实现。所以仁人治理国家,国家将日益强盛,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得到安定,后来依附的即遭到危难;相对抗的将遭到削弱,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。”说到这里,荀子又引用了《诗经》里的话作为佐证:《诗》曰:“武王载发,有虔秉钺,如火烈烈,则莫我敢遏。”听到这儿,临武君和孝成王赵丹也佩服的五体投地,他们于是一起问道:“那么请问君王用兵,应该建立什么教令、如何行动才好呢?”荀况回答说:“总的来说,君王贤明的,国家就太平;君王无能的,国家就混乱;推崇礼教、尊重仁义的,国家就治理得好;荒废礼教、鄙视仁义的,国家就动荡不安。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,纲纪紊乱的国家便衰弱,这即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。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,百姓才可以接受驱使;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,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。百姓可供驱使的,国家就强大;百姓不服从调遣的,国家就衰弱,这即是强与弱的常理所在。”

实际上,荀子所说的不是具体的行军打仗的问题,而是说国家的政治对军事的影响,没有了政治基础,想要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。其核心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,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修明,而后才会有国家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军队。举个例子,吴起和孙武是公认的兵家强者,很多人认为他们战无不胜,但是不要忘记吴起在军事上的胜利要依靠政治上的支持,吴起在魏国组建的战国第一雄兵魏武卒,依靠了战国首霸魏文侯的任人唯贤和李克推行变法;吴起在楚国的成功,也得益于楚悼王对他变法的支持和信任。同样,孙武的军事成就也是建立在吴王阖闾的信任基础之上的,当让孙武还利用了吴王的两名宠妃的头颅以树立军威。所以说,只有政治上修明强大的国家,才能保持国家的强盛,这样国家的军队自然就是强大的,比如楚国尽管一直以大国自居,但是因为在政治上一直没有起色,因此兵虽多而不精,将虽雄而不忠,国家大而没有建立统一的规则和尊卑有序的礼仪,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什么前途,也不能称之为强国。

三、荀子评论三个战国强国的特征:亡国之军、害国之军、 虎狼之军。荀子分析了战国时期军事能力突出的几个国家的特点,首先,击败不可一世魏军的齐军-亡国之军。看似强大的齐国依靠的不是实力而是技巧技击,每获得一个人头,,由官方赐八两金换回,不是有功同受赏。这样的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以应付,一旦遇到强大的敌人就只能作鸟兽散,这样的军队是亡国之君,没有什么军队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,它与招募一些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。其次,战无不胜的拥有魏武卒-害国之军。荀子肯定了魏武卒的选拔极其严格,选出的人也是出类拔萃的,他们享受了免除徭役、分得了很好的田地和住宅。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些人的气力会开始衰退,但他们得到的利益却无法再剥夺。这样国家虽然大,但税收必定不多,军队最后会成为危害国家的军队。最后,荀子提到了崛起的秦国-虎狼之军。秦国的百姓生活穷困,国家的法令由严苛,晋升的唯一通道就是杀敌立功,因此秦人对于战争已经习以为常,秦国在军功的赏罚上规则十分明确,因此秦人皆有战意,这也是秦军强大的原因所在。但依靠利益驱动的士兵最终会因为无功可立而陷入困窘,因此秦军虽是虎狼之军,为目前战国中最强,但却不是无敌之军。随后,荀子推出自己的结论:齐国的亡国之军不如魏国的害国之军,魏国的害国之军不如秦国的虎狼之军,秦国的虎狼之军不如齐桓公、晋文公的约束有方的王道之军,齐桓公、晋文公的王道之军不如商汤、周武王的仁义之军。从而提出荀子自己关于无敌之军的看法:仁义之军才是不可战胜的部队。

四、荀子认为将军的基本职责:严肃的对待军事,谨慎的奉行“六术”、“五权”、“三至”,并严格遵守原则。孝成王赵丹和临武君再次请教荀况担任将军之道,荀子对于为将之道的看法是:谋略最为关键的是不要猜疑犹豫,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,做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;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,不必一定要追求尽善尽美。谨慎的奉行“六术”、“五权”、“三至”,严格遵守原则,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敌无人能及的将领,几乎是神明一般的存在。那么,何为“六术”?制定号令法规,要严明以树立威信;赏功罚过,要公正无私以昭著信用;营垒、辎重,要严密防守以求严固;迁移、发动、前进、后退,要谨慎稳重,快速敏捷;探查敌情、观察敌人的变化,要行动机密,混入敌方将士之中;与敌军遭遇,进行决战,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,不打无把握的仗。那么,何为“五权”?不要为了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,去迁就迎合君主的主张;不要因胜利而松懈,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;不要只注重对内树立威望,而轻视对外确立尊严;不要见到利益就不顾及它的害处;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,动用钱财进行赏赐时要慷慨大方。那么,何为“三至”?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以令他率军进入绝境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令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令他率军去欺凌百姓。各项事业,如果想获得成功,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,如果失败,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。因此为将的基本原则就是严肃的对待用兵之事,这和《孙子兵法》开篇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:孙子曰: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

五、荀子认为军队的最终价值。临武君说:“有道理。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。”荀况说:“将领建旗击鼓号令三军,至死也不弃鼓奔逃;御手驾战车,至死也不放松缰绳;百官恪守职责,至死也不离开岗位;大夫尽心效力,至死也不脱离职守。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,听到锣声即后退,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,建功还在其次。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,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还后退一样,罪过是相等的。不残杀老幼,不践踏庄稼,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,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,不俘获跑来归附的人。该诛杀时,诛杀的不是百姓,而是祸害百姓的人。但百姓中如果有保护敌人的,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了。所以,不战而退的人生,相拒顽抗的人死,跑来归顺的人则献给统帅。”《诗》曰:“自西而东,自南而北,无思不服。”指的就是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,没有不服从、归顺的,这样的君主就叫做“人师”,即为人表率的人。圣明君主的军队施行惩戒而不挑起战争,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,与敌对阵而不先出击,不偷袭敌人,不洗劫屠戮城镇,不让将士长期留滞在外,军队作战不超过计划的时间。如果这么做的话,处于混乱中的国家的百姓,就会不安心于自己国君的统治,希望这种王者之师的到来。

荀子的军事思想中贯穿着治国理念,仁义和用兵并不矛盾,认为只有王者之师才能战无不胜,论述中环环相扣、有理有据,又引经据典发人深省,其弟子韩非的行文说理风格受到了荀子很大的影响。荀子缺少实战的经验,但从用兵理论角度讲,却是战无不胜的兵家。

【原文】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。荀卿者,赵人,名况,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。王曰:“请问兵要。”临武君对曰:“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观敌之变动,后之发,先之至,此用兵之要术也。”荀卿曰:“不然。臣所闻古之道,凡用兵攻战之本,在乎一民。弓矢不调,则羿不能以中;六马不和,则造父不能以致远;士民不亲附,则汤、武不能以必胜也。故善附民者,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”临武君曰:“不然。兵之所贵者势利也,所行者变诈也。善用兵者感忽悠暗,莫知所从出;孙、吴用之,无敌于天下,岂必待附民哉!”荀卿曰:“不然。臣之所道,仁人之兵,王者之志也。君之所贵,权谋势利也。仁人之兵,不可诈也。彼可诈者,怠慢者也,露袒者也,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。故以桀诈桀,犹巧拙有幸焉。以桀诈尧,譬之以卵投石,以指桡沸,若赴水火,入焉焦没耳。故仁人之兵,上下一心,三军同力;臣之于君也,下之于上也,若子之事父,弟之事兄,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。诈而袭之,与先惊而后击之,一也。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,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,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,必将聪明警戒,和傅而一。故仁人之兵,聚则成卒,散则成列,延则若莫邪之长刃,婴之者断;兑则若莫邪之利锋,当之者溃;圜居而方止,则若盘石然,触之者角摧而退耳。且夫暴国之君,将谁与至哉?彼其所与至者,必其民也。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,其好我芬若椒兰;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,若仇雠;人之情,虽桀、跖,岂有肯为其所恶,贼其所好者哉!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。彼必将来告,夫又何可诈也!笔仁人用,国日明,诸侯先顺者安,后顺者危,敌之者削,反之者亡。《诗》曰:‘武王载发,有虔秉钺,如火烈烈,则莫我敢遏,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孝成王、临武君曰:“善。请问王者之兵,设何道,何行而可?”荀卿曰:“凡君贤者其国治,君不能者其国乱;隆礼贵义者其国治,简礼贱义者其国乱。治者强,乱者弱,是强弱之本也。上足则下可用也;上不足则下不可用也。下可用则强,下不可用则弱,是强弱之常也。齐人隆技击,其技也,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,无本赏矣。是事小敌毳,则偷可用也;事大敌坚,则涣焉离耳;若飞鸟然,倾侧反覆无日,是亡国之兵也,兵莫弱是矣,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。魏氏之武卒,以度取之;衣三属之甲,操十二石之弩,负矢五十个,置戈其上,冠胄带剑,赢三日之粮,日中而趋百里;中试则复其户,利其田宅。是其气力数年而衰,而复利未可夺也,改造则不易周也,是故地虽大,其税必寡,是危国之兵也。秦人,其生民也狭隘,其使民也酷烈,劫之以势,隐之以厄,忸之以庆赏,鳅之以刑罚,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,非斗无由也。使以功赏相长,五甲首而隶五家,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。故四世有胜,非幸也,数也。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,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,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、文之节制,桓、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、武之仁义,有遇之者,若以焦熬投石焉。兼是数国者,皆干赏蹈利之兵也,佣徒鬻卖之道也;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。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,则作而兼殆之耳。故招延募选,隆势诈,上功利,是渐之也。礼义教化,是齐之也。故以诈遇诈,犹有巧拙焉;以诈遇齐,譬之犹以锥刀堕泰山也。故汤、武之诛桀、纣也,拱挹指麾,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,诛桀、纣若诛独夫。故《泰誓》曰:‘独夫纣,’此之谓也。故兵大齐则制天下,小齐则治邻敌。若夫招延募选,隆势诈,上功利之兵,则胜不胜无常,代翕代张,代存代亡,相为雌雄耳。夫是谓之盗兵,君子不由也。”

孝成王、临武君曰:“善。请问为将。”荀卿曰:“知莫大于弃疑,行莫大于无过,事莫大于无悔;事至无悔而止矣,不可必也。故制号政令,欲严以威;庆赏刑罚,欲必以信;处舍收藏,欲周以固;徙举进退,欲安以重,欲疾以速;窥敌观变,欲潜以深,欲伍以参;遇敌决战,必行吾所明,无行吾所疑;夫是之谓六术。无欲将而恶废,无怠胜而忘败,无威内而轻外,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,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,夫是之谓五权。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: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,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,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,夫是之谓三至。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,三军既定,百官得序,群物皆正,则主不能喜,敌不能怒,夫是之谓至臣。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,慎终如始,始终如一,夫是之谓大吉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,其败也必在慢之。故敬胜怠则吉,怠胜敬则灭;计胜欲则从,欲胜计则凶。战如守,行如战,有功如幸。敬谋无旷,敬事无旷,敬吏无旷,敬众无旷,敬敌无旷,夫是之谓五无旷。慎行此六术、五权、三至,而处之以恭敬、无旷,夫是之谓天下之将,则通于神明矣。”

临武君曰:“善。请问王者之军制。”荀卿曰:“将死鼓,御死辔,百吏死职,士大夫死行列。闻鼓声而进,闻金声而退。顺命为上,有功次之。令不进而进,犹令不退而退也,其罪惟均。不杀老弱,不猎禾稼,服者不禽,格者不赦,奔命者不获。凡诛,非诛其百姓也,诛其乱百姓者也。百姓有捍其贼,则是亦贼也。以其顺刃者生,刃者死,奔命者贡。微子开封于宋,曹触龙断于军,商之服民,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,故近者歌讴而乐之,远者竭蹶而趋之,无幽闲辟陋之国,莫不趋使而安乐之,四海之内若一家,通达之属莫不从服,夫是之谓人师。《诗》曰:‘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王者有诛而无战,城守不攻,兵格不击,敌上下相喜则庆之,不屠城,不潜军,不留众,师不越时,故乱者乐其政,不安其上,欲其至也。”临武君曰:“善。”

陈嚣问荀卿曰:“先生议兵,常以仁义为本,仁者爱人,义者循理,然则又何以兵为?凡所为有兵者,为争夺也。”荀卿曰:“非汝所知也。彼仁者爱人,爱人,故恶人之害之也;义者循理,循理,故恶人之乱之也。彼兵者,所以禁暴除害也,非争夺也。”

【金句】故善附民者,是乃善用兵者也。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。知莫大于弃疑,行莫大于无过,事莫大于无悔;事至无悔而止矣,不可必也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,其败也必在慢之。

【译文】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。荀卿是赵国人,名况,曾经与临武君在赵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。孝成王说:“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?”临武君回答道:“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,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,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方略。”荀况说:“不是这样。我听说的古人用兵原理是,征调军队、组织战争的根本,就在于统一指挥、步调一致。如果弓与箭不协调,即便最善于射击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;如果六匹马动作不一致,即便最善于驾驶的造父也无法把马车赶往远方;如果百姓与国君关系不亲和,即便是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圣人也未必有胜利的把握。所以说,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,才是善于用兵的人,因此用兵的要领在于赢得百姓的支持。”临武君说:“并非如此。用兵最重视的就是形势有利,而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。善于用兵的人,行事疾速、隐蔽,甚至没有人预测到他会从哪里出动。孙武、吴起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术,天下无敌,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!”荀况说:“不对。我所说的,是仁人的用兵之道,以及有志统治天下的帝王胸怀,而您所看重的是权术、谋略、形势、利害。有仁德的人指挥军队,绝不会使用欺诈的手段。一旦施用欺骗手段的,必定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、疲惫衰弱的军队,以及君与臣、上级与下属离心离德的军队。因此,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,还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。而用夏桀的骗计对付尧,就如同拿鸡蛋掷石头,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,又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,不是被烧焦,便是被淹死。所以说仁德之人指挥的军队,上下一条心,三军同出力;不管是臣子对国君,还是下属对上级,犹如儿子侍奉父亲,弟弟侍奉哥哥,又如用手臂保护头颅、眼睛、胸膛和腹部。这样的军队,即便使用欺诈的手段袭击它,与提前惊动再攻击注定是一回事。况且,仁德的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会遍布百里,若统治百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就能延伸千里,若统治千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更会遍及天下,这样就会使他耳聪目明、机警戒备,和众如一。因此,仁德之人指挥的军队,集结起来就是一支支百人的精锐部队,分散开时就会战阵行列;先头部门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,只要碰上就会被斩断;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,遇到的即被瓦解;安营扎寨的时候稳如磐石,但凡攻击他,触角就会折而退却。再说,那些暴虐国家的君主,所依靠的是什么?只能是他的百姓,如果他赢得百姓的喜爱,就是像喜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喜爱他,像喜欢芬芳的椒兰一样喜欢他;反之,只要想起他的君主,就好像畏惧遭受烧灼黥刑、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。人之常情,即便是夏桀、盗跖,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而残害所喜爱的人!犹如让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如此,百姓一定会前来禀告君主,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!所以,由仁德之人治理国家,国家必将日益强盛,那些先来归顺的诸侯国就会则得到安定,后来依附的则会遭到惩罚;那些相对抗的一定会被削弱,而那些反叛的则最终会遭到灭亡。《诗经》所谓‘商汤竖起大旗,诚敬地握着斧钺,势如熊熊烈火,谁敢把我阻拦?’正是说的这种情况。”

对此,孝成王、临武君说:“对啊!那么请问君王指挥军队应建立什么教令、如何行动才好呢?”荀况答道:“总的说来,君王贤明的,国家就太平;君王无能的,国家就混乱;推崇礼教、尊重仁义的,国家就治理得好,荒废礼教、鄙视仁义的,国家就动荡不安。秩序井然的国家就会日益强大,纲纪紊乱的国家则会日渐衰弱,这就是国家强弱的本源。只有君王的言行足以让人敬慕,百姓才可接受驱使,一旦君王的言行不能被人景仰,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。百姓可供驱使的,国家就强大;百姓不服调遣的,国家就会衰弱,这则是国家强弱的常理。齐国人重视兵家的技巧技击,施展技击之术,斩获一颗人头的,由官方赐给八两金换回,而不是只要有功就享受同等的赏赐。这样的军队,遇到弱小的敌人或许还能凑合应付;一旦面对强大的敌军,就会涣然离散,如同天上的飞鸟,漫天穿行,无拘无束,往返无常。这样的亡国之军,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,甚至与雇佣一群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。魏国曾按照标准选拔武勇的士兵,择取时让兵士披挂上全副铠甲,拉开十二石重的强弓,身背五十支利箭,手持戈,头戴盔,腰佩剑,携带三天的食粮,每日急行军一百里,只有达到这样标准的,才能成为武勇之卒,进而可以免除徭役,并分配较好的田地和住宅。但是,这些士兵的气力,在短短几年就会衰退,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则无法再行剥夺,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,所以魏国的疆土虽然广大,税收反倒吃紧。这样的军队,就是危害国家的军队。秦国百姓生计困窘,国家刑罚非常严酷,君王借此威势胁迫百姓出战,让他们隐蔽于险恶的地势,战胜了就给以奖赏,使他们对此习以为常,而战败了便处以刑罚,使他们为此受到箝制,这样百姓要想从国家获得好处,除了与敌拼杀外,没有别的出路。功劳和赏赐成正比例增长,只要斩获五个甲士的人头,即可以管理家乡的五户人家,这就是秦国比其他国家强大稳固的根本原因。所以,秦国实现了继续四代而不衰退的奇迹,并非侥幸,而是必然。所以,齐国那支善于攻击技术的军队,无法抵抗魏国挑选勇武士兵的军队,魏国挑选勇武士兵的军队无法抵抗秦国精锐进取的军队;而秦国那支精锐进取的军队士兵,终究难以抵挡齐桓公、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军队;齐桓公、晋文公约束有方的士兵,又难以抵挡商汤、周武王的仁义军队,一旦遇上,势必像用薄脆的东西去击打石头,一旦碰触就会立即破碎。何况,那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争求赏赐、追逐利益的将领和士兵,他们就如同雇工靠出卖自己的力气挣钱那样,对国君毫无敬爱,不愿为国君拼死效力,大都安于制度约束,严守忠孝仁义的气节情操。诸侯列国中,如果有哪一个能精尽仁义之道,便可发起战争兼并那些国家,使它们陷入危急的境地。所以,那些国家招募或选拔士兵,推重威势和变诈,崇尚论功行赏,甚至渐渐染成了习俗。但是,只有尊奉礼义教化,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,精诚团结。所以说,用诈术对付欺诈成俗的国家,或许还有巧拙之别;如果使用诈术对付万众一心的国家,就如同拿着小刀去毁坏泰山。所以商汤、周武王诛灭夏桀、商纣王时,从容指挥军队,强暴的国家反倒无不臣服,甘受驱使,诛杀夏桀、商纣王,就像诛杀众叛亲离的人一样。《尚书·泰誓》中所说的‘独夫纣’,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军队齐心协力、众志成城,就能够掌握天下;军队只要团结合作,就能抵御攻打的敌国。至于那些征召募选士兵推重威势诈变,崇尚论功行赏的军队,则或胜或败,变化无常;有时收缩,有时扩张,有时生存,有时灭亡,强弱不定。这样的军队可称作盗贼之兵,而君子是不会这样管理军队的。”

随后,孝成王、临武君再次称赞说:“对啊!那么,请问还有哪些做将领的道理?”荀况说:“谋虑最关键的,是抛弃成败不明的谋划;行动最重要的,是不产生过失;做事最关键的,是不后悔;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,不必一定追求尽善尽美。所以,制定号令法规要严厉、威重;赏功罚过要坚决执行、遵守信义;管理营垒、辎重要周密、严固;征调军队、发动战争、趁势前进、有序后退,要谨慎稳重,快速敏捷;探测敌情、观察敌人的变化,要行动机密,尽量混入敌方的将士里面;与敌军遭遇,进行决战,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,不打无把握的仗,这些称‘六术’。不要为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,而轻易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,甚至刻意迁就迎合君王的主张;不要因急于胜利而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;不要对内威慑,而对外轻敌;不要见到利益而不顾忌它的害处;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,而使用钱财要慷慨宽裕。这些称为‘五权’。此外,将领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: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派他率军进入绝境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派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派他率军欺凌百姓。这些称为‘三至’。将领接受君主命令后,就要立即调动三军,三军各自到位,百官井然有序,各项事务均安排停当、纳入正轨,此时即便君主给予奖励,也不能让人喜悦,敌人故意激将,也不能让人愤怒。这样的将领,就是最善于治军的将领。行事前必须首先深思熟虑,步步慎重,而且自始至终地谨慎如一,这就叫‘大吉’。总之,各项事业,如果获得成功,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;如果造成失败,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。因此,严肃胜过懈怠,便能取得胜利,懈怠胜过严肃,便将自取灭亡;谋划胜过欲望,就事事顺利,欲望胜过谋划,就会遭遇不幸。作战如同守备一样,行动如同作战一样,获得成功则看作是侥幸取得。严肃制订谋略,不可废止;严肃处理事务,不可废止;严肃对待下属,不可废止;严肃对待兵众,不可废止;严肃对待敌人,不可废止,这些称为‘五不废’。谨慎地奉行‘六术’、‘五权’、‘三至’,恪守严肃不废止的原则,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人能战胜的将领,便是可以上通神明的将领。”

这时候,临武君追问说:“有道理。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?”荀况说:“将领建立挥旗击鼓的信号来命令三军,至死也不会弃鼓奔逃;御手驾战车,至死也不放松缰绳;百官恪守职责,至死也不离开岗位;大夫尽心效力,死于战阵行列。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,听到钲声即后退,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,建功还在其次。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,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而后退一样,罪过是相等的。不残杀老弱,不践踏庄稼,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,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,不俘获跑来归顺的人。该诛杀时,诛杀的不是百姓,而是祸害百姓的人。但百姓如果有人保护敌人,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。所以,不战而退的人获得生存,相拒顽抗的人必定死亡,跑来归顺的人则被献给统帅。微子启因多次规劝商纣王,后来归顺周王而受封为宋国国君,专门谄谀纣王的曹触龙被处以军中重刑,归附于周天子的商朝人待遇与周朝百姓没有区别,所以近处的人唱着歌欢乐地颂扬周天子,远方的人跌跌撞撞前来投奔周天子。此外,不论是多么边远荒僻鄙陋的国家,周天子也会派人前去女巡视,让百姓安居乐业,从而四海之内如同一家,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,没有不服从、归顺的。这样的君王就叫作‘人师’,即为人表率的人。《诗经》说:‘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’就是指的这个。圣明君王的军队施行惩处而不挑起战争,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,与敌对阵作战而不先行出击,敌人上上下下喜悦欢欣就庆贺,并且不洗劫屠戮敌方的城镇,不偷袭无防备的敌人,不使将士们长久地滞留在外,军队出动作战不超越计划的时间,只要这样,即便混乱国家的百姓也喜欢这种施政方式,而不安心遭受自己国君的统治,希望这种君王的军队到来。”临武君说:“你说的不错!”

陈嚣问荀况说:“您议论用兵之道,总是以仁义为根本,而仁者爱人,义者遵循情理,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?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、攻伐啊!”荀况说:“并非像你所理解的那样!所谓仁者爱人,正因为爱人,所以才憎恶害人的人;义者遵循情理,正因为循理,所以才憎恶反叛、作乱的人。因此,用兵的最高目的在于禁暴除害,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。”

【解读】荀子或者荀况,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大师,也是李斯和韩非的老师,为什么儒家大师会有两个法家学生?并不矛盾,荀子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,他的知识兼容并包,在很多方面都有极高的理论水平,比如用兵思想和用兵之道。

一、荀子对战争的基本看法:用兵目的在于禁暴除害,而不是为了争夺攻伐。有人曾经问过荀子:“您议论用兵之道,总是以仁义为根本,而仁者爱人,义者遵循规律、法则,既然如此又怎么用兵打仗呢?一切用兵之事都是为了争夺、攻伐呀。”荀况说:“并非像你所理解的这样。所谓仁者爱人,正因为爱人,才憎恶害人的人;义者则遵循规律、法则,正因为循理,才憎恶反叛、作乱的人。所以用兵的目的在于禁暴除害,而不是为了争夺、攻伐。”我们可以看出,提出性恶论的荀子不是个迂腐的腐儒,他认为用兵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,保证规律、法则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,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改善。通过什么手段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最终达成的结果或者所造成的影响。如推行“尊王攘夷”的齐桓公,对于威胁周天子的戎夷就进行了征伐,但这种征伐的目的不是为了抢地盘、争私利,而是为了保证周天子的威仪和安全,这就是荀子所称道的仁义之军了。名正言顺、行义兵伐无道,凡事一定要站在道理上才行。

二、荀子对军队的基本认识: 国家政治修明,而后才会有国家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军队。对于用兵的要旨,荀子也有自己独到看法,因为是赵国人,曾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。孝成王赵丹问:“ 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?”临武君回答:“上得天时,下得地利,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,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,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方略。”荀况说:“不是这样。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是,用兵攻战的根本,在于统一百姓。弓与箭不协调,就算是善于射箭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;六匹马不协力一致,就算是善于驾驶马车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到远方;兵士和百姓不和睦如鱼水,即使商汤、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。因此,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,才是善于用兵的人。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。”临武君说:“并非如此。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式要有利,行动要讲究诡计多变。善于用兵的人,行事疾速、隐蔽,没有人会想到他从哪里出动。孙武、吴起采用这种战术,因此天下无敌,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呀!”荀况说:“不对,我所说的,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。你所看重的是权术、谋略、形势、利害。而仁人用的兵,是不能被欺诈的。能够使用欺骗之术对付的,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、疲惫衰弱的军队,以及君与臣、上级和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。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,还有弄巧成拙或弄拙失败的可能。而用夏桀的诈术去对付尧,就如同拿着鸡蛋去碰石头,把手指伸到沸水里搅动,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,不是被烧焦,便是被淹死。因此仁人的军队,上下一条心,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,下属对上级,犹如儿子侍奉父亲,弟弟侍奉哥哥,犹如用手臂去保护头颅、眼睛、胸膛和腹部。这样的军队,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,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,是一回事。况且,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将遍及百里,若是统治百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便将遍及千里,若是统治着千里的国家,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,这样,他必定耳聪目明、机警而有戒备,和众如一。因此仁人的军队,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部队,分散开时便可以各自为战;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,碰上的就会被斩断;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,遇到即被瓦解;安营扎寨稳如磐石,顶撞它的,就会遭遇挫折而退却。再说那些暴虐国家的君主,他们早就已经众叛亲离,百姓见到他无不咬牙切齿,因此就算君主有诈术也一定会被告发而不能实现。所以仁人治理国家,国家将日益强盛,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得到安定,后来依附的即遭到危难;相对抗的将遭到削弱,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。”说到这里,荀子又引用了《诗经》里的话作为佐证:《诗》曰:“武王载发,有虔秉钺,如火烈烈,则莫我敢遏。”听到这儿,临武君和孝成王赵丹也佩服的五体投地,他们于是一起问道:“那么请问君王用兵,应该建立什么教令、如何行动才好呢?”荀况回答说:“总的来说,君王贤明的,国家就太平;君王无能的,国家就混乱;推崇礼教、尊重仁义的,国家就治理得好;荒废礼教、鄙视仁义的,国家就动荡不安。秩序井然的国家便强大,纲纪紊乱的国家便衰弱,这即是强与弱的根本所在。君王的言行足以为人敬慕,百姓才可以接受驱使;君王的言行不能为人景仰,百姓也就不会服从召唤。百姓可供驱使的,国家就强大;百姓不服从调遣的,国家就衰弱,这即是强与弱的常理所在。”

实际上,荀子所说的不是具体的行军打仗的问题,而是说国家的政治对军事的影响,没有了政治基础,想要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。其核心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,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修明,而后才会有国家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军队。举个例子,吴起和孙武是公认的兵家强者,很多人认为他们战无不胜,但是不要忘记吴起在军事上的胜利要依靠政治上的支持,吴起在魏国组建的战国第一雄兵魏武卒,依靠了战国首霸魏文侯的任人唯贤和李克推行变法;吴起在楚国的成功,也得益于楚悼王对他变法的支持和信任。同样,孙武的军事成就也是建立在吴王阖闾的信任基础之上的,当让孙武还利用了吴王的两名宠妃的头颅以树立军威。所以说,只有政治上修明强大的国家,才能保持国家的强盛,这样国家的军队自然就是强大的,比如楚国尽管一直以大国自居,但是因为在政治上一直没有起色,因此兵虽多而不精,将虽雄而不忠,国家大而没有建立统一的规则和尊卑有序的礼仪,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什么前途,也不能称之为强国。

三、荀子评论三个战国强国的特征:亡国之军、害国之军、 虎狼之军。荀子分析了战国时期军事能力突出的几个国家的特点,首先,击败不可一世魏军的齐军-亡国之军。看似强大的齐国依靠的不是实力而是技巧技击,每获得一个人头,,由官方赐八两金换回,不是有功同受赏。这样的遇到弱小的敌人还可以应付,一旦遇到强大的敌人就只能作鸟兽散,这样的军队是亡国之君,没有什么军队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,它与招募一些市井小人去作战相差无几。其次,战无不胜的拥有魏武卒-害国之军。荀子肯定了魏武卒的选拔极其严格,选出的人也是出类拔萃的,他们享受了免除徭役、分得了很好的田地和住宅。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些人的气力会开始衰退,但他们得到的利益却无法再剥夺。这样国家虽然大,但税收必定不多,军队最后会成为危害国家的军队。最后,荀子提到了崛起的秦国-虎狼之军。秦国的百姓生活穷困,国家的法令由严苛,晋升的唯一通道就是杀敌立功,因此秦人对于战争已经习以为常,秦国在军功的赏罚上规则十分明确,因此秦人皆有战意,这也是秦军强大的原因所在。但依靠利益驱动的士兵最终会因为无功可立而陷入困窘,因此秦军虽是虎狼之军,为目前战国中最强,但却不是无敌之军。随后,荀子推出自己的结论:齐国的亡国之军不如魏国的害国之军,魏国的害国之军不如秦国的虎狼之军,秦国的虎狼之军不如齐桓公、晋文公的约束有方的王道之军,齐桓公、晋文公的王道之军不如商汤、周武王的仁义之军。从而提出荀子自己关于无敌之军的看法:仁义之军才是不可战胜的部队。

四、荀子认为将军的基本职责:严肃的对待军事,谨慎的奉行“六术”、“五权”、“三至”,并严格遵守原则。孝成王赵丹和临武君再次请教荀况担任将军之道,荀子对于为将之道的看法是:谋略最为关键的是不要猜疑犹豫,行动最重要的是不产生过失,做事最关键的是不后悔;事情做到没有反悔就可以了,不必一定要追求尽善尽美。谨慎的奉行“六术”、“五权”、“三至”,严格遵守原则,这样的将领便是天下无敌无人能及的将领,几乎是神明一般的存在。那么,何为“六术”?制定号令法规,要严明以树立威信;赏功罚过,要公正无私以昭著信用;营垒、辎重,要严密防守以求严固;迁移、发动、前进、后退,要谨慎稳重,快速敏捷;探查敌情、观察敌人的变化,要行动机密,混入敌方将士之中;与敌军遭遇,进行决战,一定要打有把握的仗,不打无把握的仗。那么,何为“五权”?不要为了保住自己将领的职位和权力而放弃自己取胜的策略,去迁就迎合君主的主张;不要因胜利而松懈,忘记还有失败的可能;不要只注重对内树立威望,而轻视对外确立尊严;不要见到利益就不顾及它的害处;考虑问题要仔细周详,动用钱财进行赏赐时要慷慨大方。那么,何为“三至”?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以令他率军进入绝境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令他率军攻打无法取胜的敌人;可以杀死他,但不可令他率军去欺凌百姓。各项事业,如果想获得成功,必定是由于严肃对待这项事业,如果失败,必定是由于轻视这项事业。因此为将的基本原则就是严肃的对待用兵之事,这和《孙子兵法》开篇提到的观点不谋而合:孙子曰: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

五、荀子认为军队的最终价值。临武君说:“有道理。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。”荀况说:“将领建旗击鼓号令三军,至死也不弃鼓奔逃;御手驾战车,至死也不放松缰绳;百官恪守职责,至死也不离开岗位;大夫尽心效力,至死也不脱离职守。军队听到鼓声即前进,听到锣声即后退,服从命令是最主要的,建功还在其次。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,犹如命令禁止后退还后退一样,罪过是相等的。不残杀老幼,不践踏庄稼,不追捕不战而退的人,不赦免相拒顽抗的人,不俘获跑来归附的人。该诛杀时,诛杀的不是百姓,而是祸害百姓的人。但百姓中如果有保护敌人的,那么他也就成为敌人了。所以,不战而退的人生,相拒顽抗的人死,跑来归顺的人则献给统帅。”《诗》曰:“自西而东,自南而北,无思不服。”指的就是周王朝恩威所能达到的属国,没有不服从、归顺的,这样的君主就叫做“人师”,即为人表率的人。圣明君主的军队施行惩戒而不挑起战争,固守城池而不发动进攻,与敌对阵而不先出击,不偷袭敌人,不洗劫屠戮城镇,不让将士长期留滞在外,军队作战不超过计划的时间。如果这么做的话,处于混乱中的国家的百姓,就会不安心于自己国君的统治,希望这种王者之师的到来。

荀子的军事思想中贯穿着治国理念,仁义和用兵并不矛盾,认为只有王者之师才能战无不胜,论述中环环相扣、有理有据,又引经据典发人深省,其弟子韩非的行文说理风格受到了荀子很大的影响。荀子缺少实战的经验,但从用兵理论角度讲,却是战无不胜的兵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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